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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疼。
这是陈暮然恢复意识的第一个感知。不是年老体衰那种弥漫性的、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钝痛，而是尖锐的、新鲜的、属于年轻人的疼痛——额头上**辣的一片。
他下意识抬手去摸，触到粗糙的布料。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洗得发白的粗布被面，蓝白格子的图案已经模糊，边缘磨出了毛边。这不是养老院的条纹被套。
视线缓缓移动。
土坯墙。糊着泛黄的报纸，隐约能看见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题。墙角结着蛛网，一只蜘蛛悬在半空。木头窗棂，玻璃裂了道缝，用胶布贴着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和一棵光秃秃的槐树枝桠。
这是……老家？
不对，老家的房子1987年就塌了，后来在原址上盖了平房，再后来拆迁，成了商品楼小区。他最后的记忆是在养老院301房间，看着最后一片银杏叶掉落。
心脏猛地下坠。
他撑起身体——动作轻盈得让他自己都吃惊。没有关节的咔嗒声，没有气喘，就像……就像这副身体本来就该这么灵活。低头看去，一双年轻的手，手指修长，皮肤紧实，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黑色油污。
油污？
陈暮然猛地掀开被子跳下床。脚踩在冰凉的土地面上，寒意顺着脚心直冲头顶。他踉跄两步站稳，环顾四周。
房间很小，不到十平米。一张木板床，一个掉漆的木柜，一张瘸腿的书桌用砖头垫着。书桌上堆着几本《**选集》，封皮卷了边。墙上贴着几张奖状：“劳动积极分子”、“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”，落款是“红旗公社革委会”，时间都是1976年、1977年。
他走到墙角那面裂了缝的镜子前。
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。
太年轻了。皮肤黝黑，下巴上冒着青涩的胡茬，眼睛明亮——太明亮了，那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、对未来一无所知所以才无畏的明亮。头发剃得很短，几乎是板寸，露出饱满的额头。额头上有一块新鲜的擦伤，渗着血丝。
陈暮然抬起手，摸了摸镜子里那张脸。
镜子里的年轻人也抬起手。
“这不可能。”他听见自己说。声音清亮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、微微沙哑的质感。不是养老院里那个破风箱般的声音。
他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。
疼。真实的、尖锐的疼。
二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“暮然？醒了没？”是女人的声音，熟悉又陌生。
陈暮然张了张嘴，发不出声音。那个称呼——暮然——已经多少年没人这样叫他了？养老院里叫他“陈爷爷”，儿子叫他“爸”，只有秀兰生前才会叫他“暮然”。可这个声音不是秀兰。
门被轻轻推开。
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探进头来。瘦，瘦得颧骨突出，眼角有深深的皱纹，但眼睛很亮，和陈暮然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双眼睛如出一辙。她穿着藏蓝色对襟棉袄，洗得发白，袖口磨得起了毛边。
“妈……”这个称呼脱口而出。不是思考后的结果，是肌肉记忆，是刻在这具年轻身体里的本能。
“哎。”女人应了声，眼眶瞬间红了，“你可算醒了。吓死妈了，从拖拉机上摔下来，额头磕那么大个口子……”
她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粗瓷碗，冒着热气。“快，把红糖水喝了。你爸去公社卫生所讨了点红药水，等会儿给你抹上。”
陈暮然接过碗。碗很烫，红糖水的甜香钻进鼻腔。他小口喝着，温热的液体顺着食道滑下，温暖了冰冷的胃。这个味道……他记起来了，小时候每次生病，母亲就会冲一碗红糖水，说是最补的东西。
“慢点喝。”母亲在他床边坐下，伸手摸了摸他额头的伤口，“还疼不？”
“不疼。”陈暮然说。是真的不疼了，或者说，这具年轻身体的痛觉阈值高得惊人。比起养老院里那些缠绵的病痛，这点擦伤简直不值一提。
“你说你，爬什么拖拉机。”母亲开始数落，语气里满是后怕，“王师傅都说不用你帮忙卸货，你偏要逞能。这下好了，磕成这样，要是留了疤……”
“今天几号？”陈暮然突然打断她。
母亲愣了愣：“十月……二十三吧？不对，二十四。你睡了一天一夜。”
“哪一年？”
这话问得太古怪，母亲的眼睛里闪过困惑和担忧。“这孩子，不会摔傻了吧？1978年啊。”
1978年。十月二十四日。
陈暮然端着碗的手轻微颤抖。红糖水荡起涟漪。他十八岁，不，准确说，再过两个月才满十八。现在是1978年秋天，他在红旗公社农机站当临时工，昨天从拖拉机上摔下来，磕破了头。
而他的灵魂——那个七十八岁、在养老院孤独死去的灵魂——就在这个身体里醒了。
三
“妈，我镜子。”
陈暮然放下碗，又走到镜子前。这次他看得更仔细了。额头上的伤口，眉毛的形状，鼻梁的高度，嘴唇的轮廓……是他，十八岁的陈暮然。照片里那个穿着工装、一脸青涩的小伙子。
但眼神不一样了。
十八岁的陈暮然，眼神应该是单纯的、直愣愣的，对未来充满粗糙的憧憬。而现在镜子里这双眼睛，深处藏着某种沉重的东西，是七十八年人生积压下来的疲惫和……沧桑。
“看什么呢，脸上又没开花。”母亲走过来，用粗糙的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，“赶紧躺下休息。你爸等会儿回来，看见你下床又要骂。”
“我爸呢？”
“去公社了。说是给你请假，顺便……”母亲顿了顿，声音低下来，“问问顶岗的事。”
顶岗。
这两个字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一扇尘封的门。陈暮然想起来了——1978年冬天，父亲陈德福满五十五岁，符合退休条件。按照当时政策，子女可以“顶岗”，接替父母进国营单位，端上铁饭碗。
前世，他选择了顶岗。
县农机厂，三级钳工，一个月工资三十二块五。他在那个岗位上干了十五年，直到1993年下岗潮来临。那是他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，也是后来一切平庸的起点。
如果当时没选这条路呢？
这个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。1978年……恢复高考第二年。他高中毕业，成绩中上，如果复习几个月，不是没有可能。哪怕考个中专，命运也会截然不同。
“妈，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“我想参加高考。”
母亲愣住了，足足五六秒没说话。然后她笑了，那种无奈的笑：“说什么傻话。你都毕业一年多了，书本早忘光了。再说，咱们家这条件……”
“我能考上。”陈暮然转过身，直视母亲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让母亲怔住了——不是少年人的意气用事，而是某种沉淀下来的、近乎可怕的笃定。
“你……”母亲张了张嘴。
就在这时，院门被推开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。
四
父亲陈德福回来了。
他还很年轻——这是陈暮然的第一反应。四十五岁？不，1978年父亲应该是四十二岁。但长年的体力劳动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。背已经有些佝偻，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像干旱土地上的龟裂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，肩膀上打着补丁，手里拎着一个网兜，里面装着两个玻璃瓶。
“醒了？”父亲的声音沙哑，像砂纸摩擦木头。他瞥了一眼陈暮然额头的伤，“死不了就行。”
还是那个熟悉的父亲。不苟言笑，言语刻薄，把关心藏在最别扭的表达里。前世陈暮然花了五十年才读懂这一点，而现在，他看着眼前这个“年轻”的父亲，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——有怀念，有愧疚，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、想要改变什么的冲动。
“爸，我想……”
“你想什么想。”父亲打断他，把网兜放在桌上，“公社刘主任说了，顶岗的事基本定了。下个月我办退休，你参加完培训就能进厂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什么可是。”父亲点起一根经济烟，劣质烟草的味道弥漫开来，“铁饭碗不要，你想干什么？跟你二叔似的去南方？那叫盲流！”
母亲在旁边小声说：“孩子刚醒，你少说两句。”
“少说什么少说。”父亲吐出一口烟，“他都十八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进农机厂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稳定。干得好还能分房子。你问问全公社，多少年轻人挤破头想进去？”
陈暮然沉默了。
不是被说服，而是在计算时间。现在是十月二十四日。1978年高考在十二月中旬，还有一个多月。来得及吗？他离开书本四十年了，数理化还能捡起来吗？语文政治倒是不怕，前世七十八年的人生阅历，写篇作文应该能碾压同龄人。
但最大的问题不是考试，是说服父母。
“爸，”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，“给我三个月时间。如果我考不上大学，就乖乖去顶岗。如果考上了……”
“考上？”父亲冷笑，“你以为大学是菜市场，谁想进就进？咱们公社去年三个知青考，就一个考上了中专。你是比他们聪明还是怎么的？”
“我能考上。”陈暮然重复道。这次声音更坚定了。
父亲盯着他看。那双被生活磨砺得浑浊的眼睛里，闪过一丝困惑。他感觉到儿子今天不太一样——不是顶嘴，而是一种……他说不上来的东西，像平静水面下的暗流。
“随便你。”父亲最终摆摆手，转身往外走，“反正话我说前头：复习可以，但白天得去农机站上班。家里不养闲人。”
门关上了。
母亲叹了口气：“你爸脾气就这样，别往心里去。不过……暮然，你真想考大学？”
“嗯。”陈暮然点头。他看着母亲眼角的皱纹，想起前世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让你多读点书。”
那时他握着母亲枯瘦的手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但现在，他有机会了。
“妈，”他说，“我会考上的。”
五
下午，陈暮然还是去了农机站。
不是屈服，而是需要时间理清思路。他走在1978年的乡间土路上，深秋的风带着干草和泥土的气息。路两旁是收割后的稻田，秸秆一捆捆堆在地里。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，是晚饭时间了。
一切熟悉又陌生。
熟悉的是这景色，这气息，这贫穷而朴素的乡村生活。陌生的是他自己——年轻的身体里装着苍老的灵魂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这个梦突然醒来。
红旗公社农机站在公社大院旁边，是个破旧的院子，停着三台东方红拖拉机，漆都掉光了。院子里堆着生锈的零件、轮胎和油桶。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和铁锈的味道。
“暮然？你咋来了？”王师傅从维修车间探出头，五十多岁的老拖拉机手，脸上永远挂着油污，“头没事了？”
“没事了。”陈暮然摸摸额头的纱布——母亲坚持给他包上的。
“年轻人就是恢复快。”王师傅咧嘴笑了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，“不过今天活不多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你爸上午来找刘主任了，顶岗的事……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陈暮然打断他，“王师傅，我能借几本书吗？”
“书？啥书？”
“高中的，数理化。”
王师傅愣了下，随即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想考大学是吧？有志气！我儿子去年也考了，没考上，现在在家种地呢。”他擦擦手，“不过我这儿哪有那些书，你得去公社中学问问。”
公社中学。
陈暮然想起来了，他的高中就是在那里读的。1977年毕业，刚好赶上恢复高考，但那时家里穷，需要他挣钱补贴家用，所以根本没考虑。等后来想考的时候，已经离开学校太久了。
“谢谢王师傅。”他说。
“谢啥。”王师傅拍拍他肩膀，“真考上了，请我喝酒就行。”
陈暮然笑了笑。这笑容让王师傅又愣了一下——这孩子今天怎么感觉……成熟了？不像十八岁，倒像二十八岁。
六
从农机站出来，陈暮然没有直接回家。
他绕道去了公社中学。学校已经放学了，空荡荡的操场上只有两个学生在打篮球。红砖砌的教学楼只有两层，窗户玻璃碎了几块，用木板钉着。
他在校门口站了很久。
前世，他最后一次来这里是1977年毕业典礼。那天校长在台上讲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，台下同学们热血沸腾。后来有人下乡，有人进厂，有人当兵，也有人——极少数人——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。
他属于大多数。
走进校园，记忆的碎片涌上来。一楼东头第二个教室是他高二的教室，窗户边那棵老槐树还在。他曾经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外面的槐花落，想着遥远的、模糊的未来。
“同学，你找谁？”
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陈暮然转身，看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穿着中山装，腋下夹着教案。
“老师好。”他下意识站直，“我是77届的毕业生，想……想借几本复习资料。”
“复习？”老师推了推眼镜，“你想参加高考？”
“嗯。”
老师打量着他。陈暮然穿着打补丁的工装，额头上包着纱布，手上还有没洗净的油污。典型的下学早、干体力活的孩子。
“离开学校一年多了吧？课本知识还记得多少？”
“不太记得了。”陈暮然如实说，“但我想试试。”
老师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跟我来吧。”
他们来到教师办公室。很简陋的房间，几张掉漆的办公桌，墙上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，边角都卷起来了。老师从柜子里翻出几本书——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都是旧版教材，书页泛黄，边角卷得厉害。
“这是去年学生用过的，你拿去吧。”老师说，“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今年高考竞争比去年更激烈。去年很多人没准备，今年可不一样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暮然接过书，沉甸甸的，“谢谢老师。”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陈暮然。”
“陈暮然……”老师沉吟，“我想起来了，77届二班的，成绩中上。如果你真能静下心来复习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”
离开学校时，天色已经暗了。陈暮然抱着那摞旧课本，走在回家的土路上。书很重，但他的脚步却很轻快。
这是第一步。
七
晚饭是红薯粥和咸菜。
一家人围着破旧的方桌，煤油灯的光晕在每个人脸上跳跃。父亲埋头喝粥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母亲时不时给陈暮然夹咸菜。妹妹冬梅——对了，冬梅还活着，才十二岁，扎着两个羊角辫，偷偷把碗里的红薯夹给哥哥。
前世冬梅十八岁嫁人，嫁了个酒鬼，三十岁就病死了。那时陈暮然刚破产，连葬礼的钱都凑不齐。
“哥，你真要考大学？”冬梅小声问。
“嗯。”
“考上大学是不是就能去北京？”
“也许吧。”
“那你能不能带我去？”冬梅眼睛亮晶晶的，“我想看天安门。”
陈暮然鼻子一酸。“好，哥带你去。”
父亲哼了一声：“八字还没一撇呢。”
饭桌上的气氛又冷下来。母亲打圆场：“吃饭吃饭，菜都凉了。”
饭后，陈暮然回到自己房间。点亮煤油灯——昏暗的、跳动的光，只能照亮书桌一小片区域。他翻开数学课本，第一页是代数。
那些符号和公式陌生又熟悉。陌生是因为四十年没碰了，熟悉是因为……他曾经也是解方程的好手。高二那年数学竞赛，他拿了公社第三名。
他拿起铅笔——很短的铅笔头，用纸卷着加长——开始做题。
第一题：解方程x²-5x+6=0。
简单。因式分解(x-2)(x-3)=0，解是x=2或x=3。
但第二题就开始吃力了。函数、三角函数、数列……记忆像生锈的齿轮，转动得很慢。他需要反复看例题，才能勉强理解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煤油灯的光越来越暗，灯芯需要挑一挑了。窗外传来狗叫声，远远的，衬得夜更静。
“暮然，睡了吧。”母亲在门外轻声说，“别熬太晚。”
“就睡。”
但他没睡。他又翻开物理课本。力学、电学、光学。这些知识在前世的生活中几乎用不到，除了修拖拉机时需要一点简单的机械原理。而现在，它们成了通往另一种人生的钥匙。
凌晨一点，他还在做题。
额头上的伤口隐隐作痛，眼睛酸涩，握笔的手指磨出了茧。但心里有一团火在烧——那是七十八岁老人对青春的贪婪，对可能性的渴望，对重来一次的、近乎疯狂的执着。
他要考上大学。
不是为光宗耀祖，不是为出人头地，而是为了证明一件事：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被规定好的路。即使在最贫瘠的年代，即使在最困顿的环境，人仍然可以选择。
八
第二天清晨，陈暮然是被鸡叫醒的。
他趴在书桌上睡着了，胳膊下压着物理习题集，口水浸湿了一小片纸页。晨光从窗缝透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飞舞。
身体很累，但精神异常清醒。
他走到院子里打水洗脸。井水冰冷刺骨，泼在脸上瞬间驱散了睡意。他看着水盆里晃动的倒影——年轻的脸，疲惫但坚定的眼神。
“起这么早？”母亲在灶台前生火，炊烟袅袅升起。
“嗯，背会儿书。”
陈暮然蹲在灶台边，就着灶火的光亮翻英语课本。1978年高考英语只计参考分，不算入总分，但很多好学校会看。他的英语……几乎为零。前世唯一接触英语是下岗后想出国打工，学了两个月，结果签证没办下来。
A,B,C,D……二十六个字母他认识，但组合起来就陌生了。
“这是什么字？弯弯曲曲的。”母亲好奇地问。
“英语，外国话。”
“学那干啥，又用不上。”
陈暮然没解释。他知道，再过十年，英语会成为最值钱的技能之一。会英语的人能进外企，能当翻译，能走出国门。但现在说这些，母亲理解不了。
早饭后，父亲要去农机厂上班。临走前，他看了陈暮然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“爸，怎么了？”
“刘主任说，”父亲语气生硬，“顶岗的名额有限。咱们公社今年有五个退休的，子女都想顶。你要是不抓紧……”
“我会抓紧。”陈暮然说，“抓紧复习。”
父亲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那背影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瘦削，工作服空荡荡的，像是挂在一副骨架上。
陈暮然突然想起前世父亲临终时的情景。那是2005年，父亲七十三岁，肝癌晚期。病床上，父亲握着他的手说：“爸这辈子最大的错，就是没让你多读点书。”
那时他哭了。不是为父亲的愧疚，而是为自己的平庸。
而现在，他有机会纠正这个错误——不只为自己，也为父亲。
九
整个白天，陈暮然都在复习。
数学进展最快，毕竟有基础，记忆在逐步恢复。物理和化学吃力些，但还能啃下去。最麻烦的是政治，要背的东西太多了，而且很多提法和他记忆中的不一样——这是自然的，1978年的政治话语和四十年后完全不同。
但他有一个优势：知道历史走向。
他知道1978年12月会发生什么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改革开放的起点。他知道接下来四十年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巨变。这些认知不能直接帮他在考试中得分，但能让他理解政治课本里那些枯燥理论背后的深意。
下午，他决定休息一会儿，去公社转转。
1978年的红旗公社只有一条主街，石子路，两边是低矮的砖房。供销社门口排着队，人们拿着粮票布票换取生活必需品。邮电局外面贴着告示，隐约能看见“高考报名”几个字。
陈暮然走过去看。
告示详细写着报名条件、考试科目、时间地点。报名截止日期是十一月十五日，还有二十天。考试时间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。
他正看着，旁边有人说话：
“听说了吗？县里去年考上大学的张建设，分配去北京了，一个月工资六十八块！”
“六十八？我的乖乖，顶咱们干两个月。”
“所以说得让孩子读书啊。不过咱们公社去年就考上一个，难啊……”
陈暮然转头，看见两个中年男人在抽烟闲聊。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应该是公社干部。其中一个看见陈暮然，认出他来：“这不是陈德福家小子吗？怎么，你也想考？”
“试试。”陈暮然说。
那人笑了，拍拍他肩膀：“有志气。不过小子，我劝你现实点。你爹好不容易给你弄到顶岗名额，铁饭碗不要，去赌那千分之一的机会？”
另一个人也说：“是啊。就算考上了，大学四年不挣钱，还要花钱。毕业了分配去哪还不一定呢。不如进厂实在。”
这是1978年最典型的思维。稳定压倒一切，铁饭碗是终极理想。陈暮然理解——前世他也是这么想的。
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。
因为他见过四十年后的世界。见过铁饭碗生锈，见过下岗潮，见过那些抱着铁饭碗饿死的人。也见过抓住时代机遇、白手起家的人。
“谢谢叔，我还是想试试。”他说。
两个干部对视一眼，摇摇头走了。那眼神陈暮然很熟悉——看傻子的眼神。
十
傍晚回到家，母亲做了面条。
难得吃细粮，因为父亲发了工资。一家人沉默地吃着，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。冬梅吃得最香，把汤都喝光了。
“今天复习得怎么样？”母亲问。
“还行。”陈暮然说，“就是资料太少了。要是能有去年的高考真题就好了。”
父亲突然放下碗：“真题我有。”
陈暮然愣住了。
“厂里技术科小王，他弟弟去年考上了省师范。家里有复习资料，我明天去借。”父亲说完，继续低头吃面，仿佛刚才说的只是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。
但陈暮然知道，这已经是父亲能表达的最大支持了。
“爸，谢谢。”
父亲没说话，耳根却有点红。
晚饭后，陈暮然继续挑灯夜读。今天他主攻化学，那些分子式、反应方程式像天书一样。但他逼自己看下去，一道题一道题地啃。
夜深了，万籁俱寂。
煤油灯下，年轻的身影伏在破旧的书桌上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额头的纱布已经拆了，伤口结了暗红色的痂。窗外，1978年的月亮又圆又亮，清冷的光洒在农家院子里。
陈暮然偶尔会抬起头，看看窗外。
这一切是真的吗？他真的回到了1978年？还是养老院里的一场大梦？如果是梦，为什么触觉、嗅觉、听觉都如此真实？如果是真的……那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他有机会重写人生。
意味着父亲还年轻，妹妹还没嫁人，甚至那个在记忆深处早已模糊了模样的邻村女孩苏晓娟，此刻也还是一个未曾被命运磋磨、拥有无限可能的少女。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意味着他可以抓住那些前世错过的机会——高考、创业、爱情，以及那些他从未敢想过的可能性。
但也意味着，他要重新经历一切：贫穷、迷茫、时代的局限，以及……1978年之后四十年里所有的苦难和挑战。
笔尖停在纸上，洇开一小团墨迹。
陈暮然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做题。不管这是梦还是现实，不管未来有多少艰难，此刻他只有一个选择：向前走。
因为这是他欠自己的——欠那个在养老院孤独死去的老人，一个不一样的结局。
而第一个考验，就在四十七天后的考场上。
他必须通过。
窗外的月亮渐渐西沉。村庄沉睡在深秋的夜里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。在这个平凡的1978年秋夜，没有人知道，红旗公社一个普通的农家院里，有一个年轻人的命运——或许不止他一个人的命运——正在悄然改变。
而改变的第一步，就从桌上这堆泛黄的旧课本开始。
陈暮然翻到下一页，目光落在下一道题上。那是一道关于抛物线轨迹的物理题，需要计算物体抛出的初速度和角度。
他拿起铅笔，开始列公式。
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，像某种宣告，也像某种承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