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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洄的讲述（2）——
父亲走后，我和母亲相依为命。
卢警察曾和母亲是初中同学，他说母亲变了很多。
我对母亲的过去也有所耳闻。
母亲辍学早，在很小的年纪就嫁给了父亲。因为没到法定结婚年龄，他们证都没领，但那个年代也不在乎这个，摆过酒席就作数了。
我出生后，母亲就在家相夫教子，没出去工作过，是标准的家庭妇女。
但她的经历其实不一般。
母亲从小性格就不像同龄的女孩，她个性张扬，不安现状，总想走出县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想要考出大山去。她的成绩也确实不错。
可外公外婆文化程度低，没什么见识，一心只想让母亲嫁个好人家。母亲心比天高，让他们很是头疼。
母亲不光成绩好，还很有想法。
有一次上课时，语文老师讲了一个小故事，说鸵鸟遇到危险会把头埋在沙子里，误以为别人看不见它，以此逃避现实。
但母亲说她看过课外书上关于鸵鸟的描述，她认为鸵鸟遇到危险的第一反应是以 70 公里的时速逃跑，而且鸵鸟的战斗力很强，即便逃不掉也不会逃避现实，而会正面对抗。
老师否认她的说法，叫她不要看杂书，既然没有亲眼见过鸵鸟，就不能信口瞎说。
可国内没有野生鸵鸟，大家都没见过，老师的说法也是听来的。母亲觉得老师不应该随便否认她，既然谁都没有切实依据，那就应当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。
老师被她呛了一句，顿时就火了。
在那个年代，老师就是权威，可母亲不屈服权威，老师有错她都要指出来。老师不肯认，她还不依不饶，顶撞老师，这是很出格的行为。
老师念在她成绩好，给她台阶下，只要道歉就行，可她不肯。
老师被拂了面子，觉得母亲品德不好，铁了心要劝退她。我外公早就不想让母亲上学了，刚好也借坡下驴。
母亲一气之下，半夜离家出走。
结果天黑路险，不小心摔下山坡，断了一条腿。
母亲在山坡下躺了整整一天，才被外公找回来。
那种等死的感觉是如此绝望，从此母亲收敛了，不敢再冒头。
后来腿接好了，却留下了病根。直到现在，那条腿还是跛的。
就像直到现在，母亲还胆小怕事一样。
当年外公怕母亲再胡思乱想，就给她物色对象，叫她早点嫁人。
本来看中母亲的人家有很多，自从母亲在学校闹过、离家出走还摔断腿后，门庭顿时就冷落了。
大家都觉得母亲个性太强，性格不好，不听话，何况还断了一条腿，干活都受影响。
最后找来找去，找到父亲。
父亲大母亲十一岁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好在稳重踏实，也读过书。
父亲很闷，不善交际，本来没有相亲的打算，被熟人硬拉了去，见了母亲就移不开眼了。
结婚后，父亲对母亲很好。母亲生下我后，靠着激素带来的母性也更加安分了。
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就是一种简单的相互陪伴的关系。母亲多年守在家里，变得无比依赖父亲，和当年那个张扬恣意的女孩相比，确实是判若两人了。
父亲被工人打的那天，母亲勇敢了一次，但那勇敢是有凭依的，就像是狐假虎威一样。
父亲不是「虎」，也没有「威」，但父亲在，就会让母亲有安全感，即便父亲被打得那么丢人，旁人都觉得他是笑话。
我曾以为，生活再如何艰难也不必怕，我有爸爸，有妈妈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好。
可那场爆炸事故毁掉了我小小的愿望。
父亲走后，我一度不知道生活该如何继续。
但母亲骨子里还是不服输的，她逼着自己振作起来，鼓起勇气走出家门。
我哭着坐在地上撒泼，拖着母亲的手不让她走。父亲的离去让我患得患失，我害怕又会失去母亲。
母亲说，阿洄，日子还得过啊。
母亲先后找了两份工作，一个是早餐店，一个是裁缝铺。早餐店作息太辛苦，不便于照顾我；裁缝铺伤眼睛、费精力，她本身体质不好。
而且这些工作都赚得少。
当地还是烟花产业最赚钱，镇上一半人都在烟花厂工作，所以母亲最后还是进了烟花厂，做一名流水线女工，我也可以进厂里的托儿所。
母亲知道我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总是把我带在身边；晚上也陪着我睡，给我讲故事。
我常常夜半惊醒，猛地坐起来看向窗外。
天空分明是空荡荡的，我却再次看到那些烟花，而后大哭不止，像是一场漫长的视觉残留。
母亲安抚我无果，只好带我去县城咨询医生。可小地方的医生不看心理问题，建议她带我去市里大医院看，再配点药吃。
母亲摇头说，这么小就吃药不好，留下这种记录也不好。
于是母亲决定自己来。
她对着书自学心理学，在与我交流的过程中逐步摸索方法，日复一日地开导我。
最了解孩子的莫过于母亲，最信任母亲的莫过于孩子，母亲亲自对我做心理干预是有一定优势的。
在母亲的帮助下，我慢慢走出来了。
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年。
外公怕母亲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会被人欺负，又给母亲张罗了几次相亲，母亲也一一去看了。
但母亲还是黄花闺女时就被人嫌弃，现在带了我这个拖油瓶，又出过父亲那种惨剧，更没有好人家看得上，只有一些好色之徒特别起劲。
母亲也想找个依靠，每次相亲都去看。旁人颇有微词，觉得母亲看着柔弱心肠硬。
我理解母亲没有安全感，但也对母亲的做法很有意见。好在最后都没有下文，因为相亲对象基本都不诚心。
只有一个比较诚心的，我叫他张叔叔。他温和友善，和父亲气质很像；条件也不错，在镇上做粮油生意。
我对张叔叔的印象还可以，但母亲和他最终也没有下文。
相亲都失败了，骚扰母亲的却有不少。
有一天傍晚，母亲下了工带我回家，走在路上就被村上两个游手好闲的懒汉缠上了。
他们拦着母亲不让她走，母亲本就跛脚，也难以挣脱。
我拼命拉拽他们，却被一把推倒在地；我爬起来朝路上呼救，可是过路的人要么行色匆匆，要么看笑话。
我恨得要命，想去找卢警察又来不及，于是哭着一路跑回家，拿了把刀再赶过去，一心想杀了那两个人。
不过等我赶到时，母亲已经被人解救了。
还是陈殊。
他刚好路过，抬腿两脚把那两个懒汉踹到了水沟里。
陈殊替父亲解过围，也替母亲解过围，他看着坏，其实人还不错。
我本以为母亲会像在葬礼上一样，亲切地喊他「陈哥」，对他感激涕零，但母亲看也不看他，低着头整理好衣服，就带着我走了。
想想也是，陈殊踹人的模样多狠啊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
或许母亲早就看穿了陈家父子的本质，不想和他们牵扯太多。若非不得已，她也不会去烟花厂打工。
烟花厂看着是个光鲜亮丽的地方，实际却没那么简单。
以前镇上就出过一件事，烟花厂一个工人莫名其妙失踪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据说和厂方脱不开干系。
陈广、陈殊父子在当地势力很大。陈殊不光自己能打架，手下还豢养了一帮打手，没人敢惹他们。
陈殊出手相助，看似是好心帮忙，其实他只是喜欢看别人害怕他的样子罢了。
好在那之后，也没人敢欺负母亲了。
日子就这样过下去。
那几年，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，烟花厂乘着东风也扩张得很快。
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量每年倍数增长，厂房都来不及扩建。母亲和一众工人天天埋头在流水线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陈广野心勃勃，生怕慢一步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于是抓紧时间调整战略；陈殊也经常出去考察市场，全国各地跑。
我们县城的主要产业是烟花，原本是烟花厂一家独大，其他都是小作坊。为了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，那两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更多的小作坊，没日没夜地开工，一刻也不愿意掉队。
看着热热闹闹，其实都是烟花厂扶持起来的，都为烟花厂打工。
这是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的结果。
夏季炎热，生产烟花不安全，按照监管规定，夏季是必须停工的，烟花厂是大企业，肯定遵守规定。
但小作坊就不一定了，很多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，更不会在乎那些条条框框。它们藏在山林里偷偷生产，监管部门找都找不到，自然没法管。
光是那一年夏天，我就听见山林里传来过三次爆炸声。每一次都让我一个激灵，浑身发抖。
烟花产量多了，又需要仓库存放，但仓库也来不及建。
所以烟花厂就租了很多村民家的自建房，改造后作为仓库。
烟花毕竟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，存放在家里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，没人愿意堆在自己家里。
但厂方带着打手上门谈生意，就没人敢说不愿意了，最后不光租了，租金还谈得很低。
隔壁男孩那一家，对着我们母女气势很足，一见厂里的人来就像鹌鹑一样，最后大半个房子都被迫当作仓库出租了。
我家房子盖得小，除了住处和一个地窖，再没有别的地方。地窖潮湿，肯定放不了烟花，所以我们勉强躲过一劫。
可是放眼整个小镇，这样做迟早会出事。
1998 年初，过年的那几天，隔壁传来一声炸响。
随后是那个男孩痛苦的哭嚎声。
他想去仓库里找个小型烟花玩，结果出了事故。
他一直说我父亲是小偷，还嘲笑我母亲是跛脚，结果他因为偷烟花被炸坏了左腿，也成了跛脚。
邻村也有几户人家出事，不是事故，而是烟花受潮。
厂方来取时发现货物毁了，不由分说就打人，打完人会赔医药费，但村民也得照价赔偿烟花钱。赔的烟花钱比拿到的医药费更多，最后就是人也伤了，钱也没了。
那一年，天空总是灰蒙蒙的。
烟花生产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，烟花试放带来的烟尘也遮住了蓝天。
我走上街头，总能闻到一股火药味，既是字面意思，也有引申含义。
所有人都在烟花的爆炸声中提心吊胆着。
我曾问过卢警察，为什么世界变得这么可怕，烟花把我父亲炸死了，看起来也要把这个镇炸死了。
卢警察神情落寞，他说他只是个小警察，很多事他也无能为力。
他嘱咐我好好学习，考出大山去，带着母亲永远离开这里。
我们是能离开，可父亲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了。
……
1998 年，我 7 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，距离考出大山还有很久的时间。
因为家里发生过太多事，我的性格发生了极大转变，不爱说话，又渴望别人找我说话，心理状态非常拧巴。
可是同学们都不愿意和我做朋友。
小镇就那么大，班上同学的父母都知道我家的事。他们觉得我家太复杂，就让自家孩子少和我来往。
有什么活动从来没人叫我一起，有零食分从来不会分到我头上。
我被同学们孤立了，在班上存在感很低，只是因为成绩好，偶尔会被老师提及。
晚上吃饭时，母亲做了我最爱的香葱炒蛋，可我闷闷不乐，没有胃口。
母亲问我发生什么了。
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但又都是小事，我无从讲起，只好说，他们都不喜欢我。
母亲坐到我旁边，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。
她说：「他们的喜欢很重要吗？你就算再受欢迎也总有人不喜欢你，被一个人不喜欢和被一堆人不喜欢又有什么区别，反正都是我们不在意的人。
「这些人，等你小学毕业了就会换一拨，初中毕业了又会换一拨，人的一生要换好几拨，只有真正重要的人才会留下来。不必太在意，现在有妈妈喜欢你就够了。」
母亲的目光很笃定，肩膀上传来的温度令人安心。她说得也有道理，但我还是听不进去。
真正身处那个环境，想要不在意是很难的，我不是个洒脱的人。
一个学期过去后，我原本只是不爱说话，最后直接变得孤僻了。
向外得不到回应，于是我开始向内求。
上课时，我经常走神，经常在想假如父亲还在该有多好。
于是又不自觉地回想起两年前的冬天，那场发生在烟花仓库的爆炸事故。
或许是当年受了太大刺激，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，我淡忘了当年的感觉，不觉得那么痛苦了。
但有一种感觉与日俱增，我觉得我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，就发生在 1996 年的爆炸前与爆炸后。
我不断回想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
越想不起来就越纠结，越要一直想，到最后都魔怔了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家写作业时，总能听到家里有声音，悉悉索索的，好像哪里躲着人。
那声音既让我害怕，又让我好奇。我到处寻找声音来源，最后止步在我家地窖门口。
我家地窖是个很隐蔽的地方，我怀疑声音是从地窖出来的，可是我不敢打开那扇门。
我从小就害怕地窖，那里面很黑，是个幽闭的小空间，想想就让人喘不过气。
那种地方只能用来储存食物，怎么可能躲着人呢？
我听着那不知是现实还是幻觉的声音，终日惶惶不安。
母亲再一次发现我不对劲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如实告知。
母亲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她说我太封闭自己了，不能再想了，应该多出去走走看看，放松一下心情。
母亲腿脚不便，没法带我出去玩。刚好那几天卢警察休假，她便拜托卢警察带我出去玩一天。
一天时间去不了远地方，卢警察只能带我到邻县爬爬山。邻县和我们县城一样都在山区，风景大差不差，但出去走走确实会放松很多。
回家后，我的情况就好转了。
我知道这种事很离奇，但我其实不愿意承认那是幻听。
某一刻，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那些声音，有没有可能是父亲？
是父亲的幽灵，或者是……父亲其实没死？
当年那具焦尸被烧得面目不清，凭什么认定那就是父亲呢？
我把我的猜想告诉母亲，但母亲叫我不要胡思乱想。
「你爸爸死了，被烟花炸死了。」母亲无情地说，「人要向前看，不要总是困在过去。你最近神神叨叨的，就是因为一直在想这事吗？」
我低着头不言语。
「如果妈妈也像你一样，成天想爸爸，没有心思工作，自己欺骗自己，我们母女俩要怎么生存下去？阿洄，不准再想过去的事了，你必须专注自身，努力学习，才能变得强大起来。」
我也是个死脑筋，我无法接受，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？妈妈，你真的已经放下了吗？」
1996 年的那一夜太漫长，我曾以为天永远不会再亮了，父亲死了，那天一定是世界末日吧。
可天还是亮了，时间没有因父亲的离去而停留，照旧不慌不忙地继续流淌，一晃竟也过去了两年。
这两年母亲做了几份工作，最后留在了烟花厂，每天都很辛苦；我上了小学，成绩很好可我一点也不开心，现在成绩也开始下滑了。
父亲走后，生活即便能继续也是阴云不散的，就和外面的天空一样。
所以那件事怎么可能就这样过去呢？
母亲深深地看着我，看起来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最后叹了口气。
「阿洄，日子还得过下去，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们家转的。」母亲沉声道，「你的眼睛要向前看，要努力学习，认真生活，爸爸在天上看见了才会觉得欣慰。等你考上大学，离开了这里，就会见识到更大的世界。你去看看***的雪山，去阿根廷看看大瀑布，或者北极极光什么的，你看到那些壮观的景象，就会知道人有多渺小。这个世界有它自己运转的规律，人死不能复生也是世界的规律。与宏大的世界相比，你那些天真的想法简直是微不足道，只能骗骗自己。」
我辩驳道：「你说的那些地方也不过是你从书上看来的，你也没有亲眼见过，凭什么就认定那些事情大，我的事情小呢？我不想关心世界的事，我只关心我们家的事。」
说完我不等母亲回答，就跑了出去。
跑到家门外，又忍不住回头看。
看到母亲陷在黄昏的阴影里，沉着肩膀，很落寞的样子，于是又有些自责。
我知道母亲一人挑起养家的重担，每天跛着脚上流水线，忙得连饭都吃不上，很辛苦，我也体谅她。
母亲每次教导我的话，也都很有道理。
但我不想就这样与过去作别。
这两年，我觉得母亲变了很多，和葬礼上小声反驳旁人的母亲不一样，和唯唯诺诺收下抚恤金的母亲不一样，和以前胆小柔弱依赖父亲的那个母亲更是完全不一样。
反而很像是我从别人口中听说的样子。
或许失去了依靠，她又变回了更久以前的她自己。
她想离开这里，她渴望外面的世界。
她总会在工作之余看书、听收音机，通过各种有限的渠道了解外界。可她一个跛脚，又能走多远呢？
逃避过去，逃避现实，一双眼睛只看着未来，这不也是一种自欺欺人吗？
我对母亲做回她自己没有意见，但她不能阻止我做我自己。
我还是想着过去，越来越孤僻，无法走出内心世界。
但我毕竟还小，往往不经意间一个外力作用，就有了转机。
那是发生在 1998 年底的小插曲。
1998 年 12 月的一天，课间，我正在走神，忽然听到门口一个声音喊——「钟洄！」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抬头，就看见班上最活跃的那个男生高高举着一个漂亮的盒子，跑到我桌前。
那盒子是红色的，上面绑了绿绸带，就像童话里的礼物盒子，在灰蒙蒙的冬天里显得那么亮眼，一下子吸引了全班同学的注意。
大家都「哇！」地一声围过来。
男生把盒子递给我，急切地说：「门卫叫我带给你的，说是有人给你的礼物，快看看是什么！」
「快看看！」
「快打开看看！」
大家七嘴八舌地催促着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们用一种好似跟我很熟的口气说话。
但我没功夫管这些——竟然有人送给我礼物，是谁呢？
在众人期盼的眼光中，我心跳如雷，郑重地解开了绿绸带，打开了红盒子。
里面是一个精致的水晶球。
水晶球中央有一只戴着红围巾的小老鼠，小老鼠抱着一大块奶酪，抬头看天空，很惬意的样子。
只要一晃动，水晶球里就会纷纷扬扬下起雪来，像梦一样。
我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东西，不敢相信是送给我的——凭什么是我呢？
同学们争相传看，又怕弄坏这精致的礼物，传了一圈就小心翼翼地还给了我。
礼盒中还有一封信，写着「钟洄小朋友收」，我这才笃信是给我的礼物。
信中写道——
亲爱的钟洄小朋友：
这是给你的圣诞礼物，希望你健康快乐地长大！
圣诞老人
竟然是圣诞老人送的礼物。
在此之前，我只是听说过这个节日，我们小镇没那么洋气，从来没人过圣诞节。
可我竟然收到了圣诞老人的礼物，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收到了。
同学们都羡慕极了。
我把礼盒又郑重地包好，藏进书包里，晚上带回家给母亲看。
母亲也很惊奇，拿着水晶球仔仔细细端详，连声赞叹，说她也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这肯定是大城市才有的。
母亲说，她这辈子唯一一次离开县城，就是外公带她到城里的医院接断腿，所以她对城里的印象只有冷冰冰的医院、难闻的消毒水气味，只有痛苦的回忆。
她从小憧憬的外面的世界，仅此而已。
我觉得母亲的格局还是小了，不管是小镇，还是县城，还是大城市，都是世俗的，这可不是世俗的东西，这是圣诞老人的礼物。
母亲若有所思，嘱咐我收好。
我便欢欢喜喜地把它放在床头，每天看上好几遍。只要看见它，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我在班上渐渐开朗起来。同学们也开始找我说话了，毕竟我是圣诞老人选中的小孩。
小孩子都相信有圣诞老人的，不是吗？
这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离奇的事，它让我摆脱了被孤立的窘境。
人一旦能好好地活在当下，就不会被困在过去了。
……
1999 年，是准备跨世纪的一年。
尤其到了下半年，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，各大城市、各行各业对烟花的需求都急剧增加。最后跨世纪的那一天，全国要放掉多少烟花更是不可估量。
可这样喜庆的一年，我们小镇却变得愈发死气沉沉。
烟花厂几乎全年都是订单爆满。陈广斗志高昂地放出口号——「开足马力！奔向二十一世纪！」
于是镇上的主厂房，林间的小作坊，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，日夜开工。生产进一步扩大了，烟花造得更多了，
每一天，成箱成箱的烟花填满一个个仓库，而后一辆辆货车开进山里，再把一个个仓库搬空。周而复始。
整个小镇都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只有烟花厂在疯狂赚钱。
钱多了，能办的事就多了，陈家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俨然成了这里的土皇帝。即便很多人不满他们的做派，也还是有更多拥趸前赴后继。强者为王，这是自然界的法则。
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
当时谁也想不到，他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
到了 9 月份，天气仍然炎热，山林里的小作坊正如火如荼地生产时，镇上忽然来了很多外地领导，还有本地的县领导作陪。
消息很快传开来，是省里来的检查组，来突击检查烟花安全生产情况，但又没有那么简单。
因为紧接着，省里的公安也来了。
我们县城在山区，地处偏僻，小镇又藏在山坳里，非常闭塞。这对父子在我们小镇作威作福多年，都很难惊动外面。
但终究邪不压正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坏事做得多了，败露的风险就大了，最终惊动了省里的检查组。
他们此行就是专门针对烟花厂的，不仅要检查烟花的生产，更要清算陈广父子的所作所为。
省里来查，纸就包不住火了。
烟花厂厂长陈广，暗中扶持没有生产许可的小作坊制造烟花，引起了多次生产事故，构成了非法经营罪、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、重大事故责任罪；
此外，陈广父子这些年不断扩大势力，欺压百姓，更是犯下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寻衅滋事罪等等。
陈广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只得伏法认罪，而他的儿子陈殊却不知所踪。
陈殊这两年经常外出考察市场，上一次回县城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，至今未归。或许在外面听到了风声，他也不敢回来了。
那几天，省里来的警察在街道上、山林中来来往往，收集证据。
村民们躲在家门后暗暗看着，不敢作声，但小镇上空已经久违地出现了蓝天。
直到陈广被拷上警车的那一刻，大家藏在心中的快意才终于摆在了脸上。
烟花厂的时代，就这样结束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。
烟花厂在小镇上存在了十五年。十五年的时间，从建厂到覆灭，从一家良心企业到黑社会组织，那偌大的厂房和漫山遍野的作坊见证了陈广欲望膨胀、良心变黑的全过程，也见证了小镇许许多多人的悲欢。
新年的烟花升空的那一刻，人们情不自禁地看向那座昔日鼎盛如今寥落的工厂，扬眉吐气的同时，也不免感慨万千。
但，腐坏的东西总要留在过去，新世纪才会有新气象。
陈广的烟花厂开足了马力，最终也还是没能奔向二十一世纪。
……
可是陈殊去哪儿了呢？
早在突击检查行动之前，镇上的人就听说陈广在找陈殊。
因为陈殊以往出去考察一趟，不超两个月就会回来，而那次却离开了很久，也很久没有消息。
那时候信息闭塞，交通不发达，买车票也不实名，要在全国范围内找一个人，难如大海捞针。
陈广风风火火找了几个月，音讯全无，然后检查组来了，一时自顾不暇，也没功夫管陈殊去哪儿了。
大家都觉得，陈殊是提早听到了风声，害怕被抓，于是这个大孝子先跑了，留下他老子一头雾水地迎接检查组。
警方也难觅其踪，于是陈殊被列为了在逃通缉犯。
直到一年后人们才发现，原来陈殊并没有跑远，甚至都没离开这个小镇。
……
2000 年夏天，汛期的雨水自山林高处倾泻而下，日复一日地冲刷。
几块破碎的残肢就这样被冲到大路上，把过路人都吓坏了。
那是一起残忍的杀人分尸案。
由于分尸程度不高，尸块都是大块的，掩埋的位置也接近，警察顺着雨水冲刷的路径沿山搜寻，很快又找到了几块，基本能拼成一个完整的人形。
母亲去接我放学，我们经过那条路时，正看见警察抬着担架从山上下来。
残肢在担架上拼好了，上面盖了一块白布，但边缘还是露出来一些，触目惊心。
母亲赶紧遮住我的眼睛，就像当年那具焦尸被抬出来时一样。
但其实经历过爆炸一事，我对这种场景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，看到这具尸体也并没有感到很惊骇。
只是在母亲遮住我眼睛的前一秒，我无意间注意到白布边缘露出的被害人的右手，少掉了半截小拇指。
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是记得这一幕而已。
警方很快确认了尸体身份，这被杀害分尸的被害人正是陈殊。
尸体身上只有一处致命伤，在颈部，凶器是普通的家用尖刀。
分尸的凶器是劈柴用的斧子，也是家庭常用的。
现场没有找到凶器。
根据尸体***情况判断，他死于两年前。
1999 年陈广被抓前，他的儿子就已经死了。
时隔两年，陈殊的尸体才重见天日。这两年山间不知刮过多少风，下过多少雨。这场雨也下了好几天，把现场冲刷得干干净净，找不到有效证据。
当地山多树密人少，适合行凶的地方很多，也无法找到第一现场。
那年头技术水平跟不上，警方查案主要还是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入手，走访群众，排查重点人员。
这种查案方式在以前的农村非常高效，因为邻里关系密切，家长里短、新仇旧恨一查便知。
但假如遇到无差别杀人犯，这种方法就失效了，因为犯人根本不在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中。
邻省一个市那几年连续发生了多起恶性犯罪事件，几个被害人之间没有交集，社会关系都很简单。犯人随机下手，是典型的无差别杀人。即便在现场发现了犯人的指纹和 DNA，更是在该地区排查了超十万人的 DNA，还是没能侦破。
有证据尚且如此，本案都找不到证据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重心还是只能放在社会关系上，可本案另一个问题在于，陈殊的社会关系太多太乱了，几轮走访排查下来，憎恨陈殊的人不在少数，有动机的人一大把，但都没有切实证据。
去年省里刚来整顿过，又涉及到旧案的通缉犯，警方十分重视，查案也很审慎，审了很多人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没有人知道，当年陈殊是怎么突然失踪的，最后见了什么人。
所以这案子，就一直搁置到现在。
陆律师，您手头这桩发生在 2000 年的杀人案，就是我刚才说的案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