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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婉秋！”他抓着她的手腕，指尖都在抖，“怎么会永久性损伤？你们用了什么药？！”
主治医生额头冒汗：“沈大使，是坠落时桡神经被锐器割断，我们尽力吻合了，但神经再生可能……”
“我不要听可能！”沈恪眼睛血红，“她是记者，要拍照要写稿，没有手她这辈子就毁了！用最好的方案，无论什么代价！”
我靠在门框上，忽然想起去年在战地，我的右手曾被流弹擦伤神经，术后恢复期抓握不稳。
沈恪在慰问电话里说：“你是学医的，手很重要，但更要坚强，组织上相信你能克服。”
原来“克服”是留给我的，“无论什么代价”是留给她的。
国际医疗专家组会诊到凌晨，结论残酷：林婉秋的左手功能恢复，需要进行的超高难度神经显微重建手术。
但目前全球只有寥寥几个医疗团队有成功案例。
而其中成功率最高的团队带头人，正是我导师的导师。
那位早已退休、只为极少数病例出手的国际显微外科泰斗，威廉·陈教授。
陈教授曾公开表示，因为年事已高，每年只做两台手术。
我们家族有遗传病，而陈教授曾是我父亲的好友，父亲临终前恳请他为我保留一个手术资格。
如果他不能为我进行手术，我就要切除一颗肾才能保命。
第二天，沈恪的秘书找到了我，递上一份厚厚的“医疗外交协调方案”。
“宋小姐，”秘书语气恭敬却不容置疑，“沈大使恳请您动用在陈教授那里的全部情分和人脉，请他破例为林记者主刀。”
“这不仅是医疗问题，也关系到一位杰出战地记者的事业生命，是我国对外展示人文关怀的重要外交案例。”
我看着方案扉页上“外交任务”的红色印章，觉得血液都凉了。
“陈教授一年只做两台手术。”我的声音干涩，“我等了五年，才排上他明年的档期。我的病已经等不起了......”
“宋小姐！”秘书打断我，推过来另一份文件，“大使说，他理解您。但‘小我’必须服从‘大我’。如果您能促成此事，外交部可以协调国内顶级医院为您提供同等级别的支持。当然，陈教授那里……恐怕需要您主动退出并推荐林记者了。这是外交需要。”
“如果我说不呢？”我抬起眼。
秘书沉默了一下，翻开文件最后一页。
“沈大使说，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劝说您，于是我找到了这些。”
那是一份已经草拟好的、发往无国界医生组织总部的“评估建议”。
大意是：基于家属的担忧和当前外交区域的敏感性，将我转为后方文职或暂时冻结派遣。
我抓起那份“评估建议”，手指几乎要戳破纸张：“他让你做的？”
秘书摇摇头：“不，我做的。如果要让沈大使来，，会比我更......”
还好......还好沈恪不知道我要去哪。
不然他不一定会放我走。
“沈恪在哪里？”我打断他，“我亲自和他说。”
病房里，沈恪正在视频连线外交部。
见到我，他示意会议暂停。
“你都知道了？”他靠在床头，脸色苍白，语气却像在部署工作，“宋青，婉秋的手是为了拍摄真相受的伤。拯救她就等于拯救千千万万个人。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。”
“大局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，“沈恪，那也是我的命！”
沈恪静静地看着我：“我理解你的个人感情。但宋青，你首先是外交官的家属，然后才是自己。个人的遗憾，在更大的责任面前，需要做出牺牲。”
“陈教授那里，我已经以大使馆的名义发出了正式请求，但最终需要你的亲笔退出和推荐信，才符合学术伦理，也最能打动他。”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作为补偿，你在无国界医生的晋升通道，外交部会全力支持。你的手术我也会陪你做。”
“如果你还是不同意，你弟弟的墓园那块的拆迁，我想我也无法帮你压下了。”
我浑身血液倒流，看着这个与我同床共枕多年的男人，忽然觉得他无比陌生。
我走到窗边，外面是地中海刺眼的阳光，闭上眼，滚烫的液体还是滑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