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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东开始打工。
白天在工地搬砖，晚上去夜市摊帮忙，后半夜还接了些糊纸盒的零活。
可能是因为做过大手术，他的身体不好，经常咳嗽，脸色总是苍白。
但他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我身上：新书包，新衣服，甚至是我随口说想要的课外书。
我不得不说，陈东把我养得很好。
可是，我生长的环境，永远是泥潭。
初二那年，我拿了年级第一。
开家长会，他特意借了件稍好的衬衫，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
可他一进教室，窃窃私语就开始了。
“那就是陈晚她哥？”
“看着挺老实啊，真想不到……”
“杀人犯脸上又没写字。”
整个家长会，他都低着头，手指紧紧攥着膝盖。
回家路上，我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，突然说：
“我们搬走吧。”
他停住脚步，没回头。
“去哪里？”
“哪里都行。”我说，“反正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杀人犯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“好。”
一个月后，我们搬到了三百公里外的省城。
陈东用所有积蓄租了个小单间，我们睡上下铺。
他找了家电子厂的工作，流水线上三班倒。
搬家的那天晚上，我躺在陌生的上铺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
“喂。”我忽然开口。
下铺传来窸窣声：“嗯？”
“你到底为什么坐牢？”
寂静。
漫长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他低声说：
“……我做了错事。”
“什么错事？”
“很坏的事，”他的声音轻得像叹息，“囡囡，别问了。”
“你只要知道，哥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爸妈……就够了。”
我翻身背对着墙。
又是这样。
永远是这样。
我永远没有知情的义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