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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，我给苏惊雁打了十几个电话。
无一接通。
这就是我妥协之后，她给予的“特权”——信息已读不回，电话想接才接。
哪像从前，项目遇到瓶颈我随手发个消息，她都能在训练间隙偷偷回复，帮我分析利害，用她的人脉替我探听风声。
心口泛起细密如针扎的痛楚。
我强迫自己停止回忆。
最近为了康养项目连日熬夜，胃病本就反复，医生严肃警告过，再这样下去可能引发急性并发症，必须规律作息饮食。
我的身体不能垮。
不仅仅因为我是军医，深知健康是革命的本钱；
更因为，父亲那份关乎清白与晚年的申诉材料，以及我们父子倾注心血的康养项目，都还需要苏家最后的“推动”。
我身体的“安好”，似乎成了维持表面平衡、换取那点渺茫希望的脆弱筹码。
可想到项目，悲凉更甚。
五个月前，项目方案通过初审时，苏惊雁高兴得在靶场多打了五十发子弹，枪枪十环，回来抱着我，对着那叠厚厚的方案，用喊口令的嗓门说：“阿砚，以后咱们的项目，就是全军标杆！”
那时的豪情那么真实，滚烫。
怎么短短几个月，一切就面目全非了呢？
胸腔被巨大的酸楚胀满，眩晕和疼痛让我几乎看不清路。
尤其当我一踏进军区总医院的门诊大厅，远远看见那个熟悉的飒爽身影时——苏惊雁正扶着白景然，在抽血窗口前低声说着什么。
她穿着常服，肩章笔挺，侧脸线条是我许久未见的柔和。
白景然倚着她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那一刻，冰冷的绝望像战地铁丝网，瞬间缠紧了我的心脏。
“别怕，就抽一点点血，检查一下是不是演出后着凉发烧了。”
苏惊雁的声音不高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
她甚至还伸手，揉了揉白景然的发顶，动作熟练自然。
白景然留着清爽的板寸，这个动作，她从前也常对我做。
“惊雁姐，我真的怕疼……”白景然的声音带着刻意的依赖。
“你呀，怎么还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