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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妤的礼物，成了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。
我开始更系统地学习调香，没日没夜地泡在我的玻璃花房里。
我调出了夏至、白露、霜降……
我用二十四节气命名我的作品，那是我对抗这个冰冷豪门的唯一方式。
我的过敏渐渐好了，人也变得开朗了一些。
我换掉了以前为了遮挡自卑而留的邋遢发型，露出了干净的脸庞。
虽然气质远不如哥哥那般出众，但至少，我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。
我妈是时尚圈的教母级人物。
平时，我哥换块手表，她都能精准点评出是百达翡丽还是江诗丹顿，甚至能探讨不同表带带来的气场差异。
但我的新形象，维持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没有一个人发现。
我还是不死心。
在一次家庭晚餐时，我主动开口：“妈，你看我今天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我妈的目光从财经杂志上抬起来，在我脸上一扫而过，随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像在驱赶一只苍蝇。
“你哥在欧洲的项目出了点麻烦，我正烦着呢，你别吵。”
那一刻，我所有的分享欲都消失了。
从那天起，我好像再也没主动跟他们说过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。
连我在国际调香大赛上拿了新人奖的事，他们不问，我就不说。
也许是我的“不吵不闹”终于让他们省心了。
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，我爸给了我一笔钱，和城郊的一套带花园的别墅。
美其名曰，“成年礼物”。
实际上，我知道，这是在宣告，我被彻底地、体面地“流放”了。
我妈跟我谈话时，话说得很委婉。
“星尘啊，你也长大了，该有自己的空间了。家里人来人往，总是谈工作，也打扰你。搬出去，清净。”
“你哥哥很快要和程妤订婚了，家里要重新装修，到时候乱得很，你身体不好，别再过敏了。”
他句句都是为我好。
句句都是在告诉我，这个家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
我沉默了很久，平静地接受了。
搬家的那天，我哥也在。他穿着一身利落的高尔夫球装，刚从球场回来，手里还拎着球杆。
他靠在门框上，看着我指挥工人搬运那些瓶瓶罐罐，眼神里充满了轻蔑。
“也好，搬出去，免得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”
他顿了顿，用球杆的末端，点了点我一个装满了香料的箱子。
“蒋星尘，你知道你和我的区别吗？”
他没等我回答，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
“我创造的，是能让蒋家市值翻倍的价值。而你创造的，”他轻笑一声，“只是一堆一文不值、转瞬即逝的气味。”
“你体谅体谅家族的决定吧，我们养不起一个没用的闲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