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妤的礼物,成了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。
我开始更系统地学习调香,没日没夜地泡在我的玻璃花房里。
我调出了夏至、白露、霜降……
我用二十四节气命名我的作品,那是我对抗这个冰冷豪门的唯一方式。
我的过敏渐渐好了,人也变得开朗了一些。
我换掉了以前为了遮挡自卑而留的邋遢发型,露出了干净的脸庞。
虽然气质远不如哥哥那般出众,但至少,我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。
我妈是时尚圈的教母级人物。
平时,我哥换块手表,她都能精准点评出是百达翡丽还是江诗丹顿,甚至能探讨不同表带带来的气场差异。
但我的新形象,维持了整整一个星期,没有一个人发现。
我还是不死心。
在一次家庭晚餐时,我主动开口:“妈,你看我今天,有没有什么不一样?”
我妈的目光从财经杂志上抬起来,在我脸上一扫而过,随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,像在驱赶一只苍蝇。
“你哥在欧洲的项目出了点麻烦,我正烦着呢,你别吵。”
那一刻,我所有的分享欲都消失了。
从那天起,我好像再也没主动跟他们说过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。
连我在国际调香大赛上拿了新人奖的事,他们不问,我就不说。
也许是我的“不吵不闹”终于让他们省心了。
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,我爸给了我一笔钱,和城郊的一套带花园的别墅。
美其名曰,“成年礼物”。
实际上,我知道,这是在宣告,我被彻底地、体面地“流放”了。
我妈跟我谈话时,话说得很委婉。
“星尘啊,你也长大了,该有自己的空间了。家里人来人往,总是谈工作,也打扰你。搬出去,清净。”
“你哥哥很快要和程妤订婚了,家里要重新装修,到时候乱得很,你身体不好,别再过敏了。”
他句句都是为我好。
句句都是在告诉我,这个家,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
我沉默了很久,平静地接受了。
搬家的那天,我哥也在。他穿着一身利落的高尔夫球装,刚从球场回来,手里还拎着球杆。
他靠在门框上,看着我指挥工人搬运那些瓶瓶罐罐,眼神里充满了轻蔑。
“也好,搬出去,免得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”
他顿了顿,用球杆的末端,点了点我一个装满了香料的箱子。
“蒋星尘,你知道你和我的区别吗?”
他没等我回答,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
“我创造的,是能让蒋家市值翻倍的价值。而你创造的,”他轻笑一声,“只是一堆一文不值、转瞬即逝的气味。”
“你体谅体谅家族的决定吧,我们养不起一个没用的闲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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