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载中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，也是最无情的刻刀。
十四年，弹指一挥间。
从1999年到2013年。
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我也一样。
在外企的头几年，我几乎是拿命在拼。
市场部的工作，听起来光鲜，实则全是琐碎和压力。
做不完的报表，开不完的会，见不完的客户。
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，没有任何背景和人脉。
英语口语带着浓重的口音。
穿衣打扮在同事中间显得格格不入。
唯一能拿得出手的，就是不要命的努力。
别人八小时下班，我工作十六个小时。
别人周末逛街看电影，我在公司加班，研究产品和市场。
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，疯狂吸收着一切知识。
很快，我就从一个连PPT都做不好的管培生，变成了小组的业务骨干。
我做的市场方案，数据最详实，逻辑最清晰，可行性最高。
我谈下的客户，都成了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。
我的第一个机会，是在入职第三年。
公司要开拓西部市场，那是个苦差事。
很多人都不愿意去。
我主动请缨。
我在西部那个陌生的城市，一待就是两年。
吃过多少苦，受过多少累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但我成功了。
我为公司在那片空白的市场，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据点。
当我回到北京总部时，职位已经变成了市场部经理。
那一年，我二十六岁。
月薪也涨到了五万。
我终于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城市，有了一丝立足的底气。
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爸妈和三叔三婶，都接到了北京。
带他们去天安门，去故宫，去长城。
带他们吃了一顿他们这辈子都没吃过的烤鸭。
三叔看着菜单上的价格，手一直在抖。
他说，念念，这太贵了，一顿饭能顶咱家半年收成了。
我说，三叔，你吃。
以后，我们天天都能吃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和三叔喝醉。
两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在异乡的饭店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这些年，我源源不断地往家里寄钱。
三叔家的二层小楼，成了村里的地标。
比二叔家的气派得多。
我给家里买了拖拉机，买了电视，买了洗衣机。
我爸妈和三叔三婶，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。
他们的生活，被村里所有人羡慕着。
三叔的儿子，我的堂弟陈峰，也顺利娶上了媳妇。
用的是我盖的新房，给的彩礼也是我出的。
婚礼办得很风光。
听说，二叔一家没来。
而二叔陈富贵家，这十几年来，却像是走了下坡路。
他当年引以为傲的“万元户”身份，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浪潮里，很快就变得不值一提。
他倒腾化肥的生意，因为被人骗了，赔了个底朝天。
从此一蹶不振。
只能守着家里的几亩地过活。
他那栋曾经风光无限的二层小楼，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，瓷砖脱落，墙皮斑驳，显得又旧又小。
尤其是在三叔家那栋亮堂堂的新楼旁边，更是相形见绌。
最让他操心的，是他的儿子，陈明。
陈明从小被二叔二婶惯坏了，好吃懒做。
书没读进去，一天到晚在村里游手好闲。
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却因为家里拿不出像样的彩礼，也没个正经工作，一直找不到对象。
成了村里的笑话。
此消彼伏。
世事就是这么奇妙。
当年高高在上的那一家，如今却落魄了。
当年被踩在泥里的我们，却扬眉吐气了。
这十四年，我一步步往上爬。
从经理，到高级经理，再到市场总监。
我买了房，买了车。
我成了别人口中成功的“陈总”。
我穿上了得体的职业套装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我和世界各地最顶尖的商人谈判。
我再也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布鞋，在北大校园里自卑地低着头的农村姑娘。
但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1995年的那个夏天。
想起二叔二婶刻薄的嘴脸。
想起那飘落在地上的五十块钱。
也想起三叔卖掉老黄牛后，那黝黑脸上憨厚的笑。
有些债，是要还的。
有些恩，也是要报的。
2013年春节前，我处理完公司所有的事情。
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。
我开着我新买的奥迪A6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十四年了。
我没有在春节回过一次家。
今年，我该回去了。
回去看看那些人，看看那些事。
做一个了结。
